广东与山东长期居中国工业强省之列。改革开放至今，工业同样是两省经济繁荣的根基。

2017年之前，广东曾至少连续15年位居“工业第一省”。2025年，其规上工业增加值、营收和规上工业企业数量仍居全国第一。

山东是一个“‌全能型工业大省‌”‌，‌也是我国唯一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的省份。截至‌2025年，山东累计培育国家单项冠军274家，居全国前列。2025年，山东所有工业行业增长面超过85%，高于苏粤两省。

如何概括粤鲁工业的最新态势？

广东在重新追赶当前的“工业第一省”江苏，山东则可以用“大象转身”来形容。

重新追赶的广东

◎新镜头

深圳已有59种产品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第一。华为三折叠手机、比亚迪纯电动经济型轿车、第二代磷酸铁锂“刀片”电池、大疆航拍无人机……近10年间，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和产业集群在深圳崛起。

从建材家居到纺织服装，广东传统优势产业的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升级悄然加速。

从新一代电子信息到新能源汽车，广东战略性支柱产业近10年间迅猛崛起，已具全球竞争力。

从半导体与集成电路到新能源，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与海内外先进地区的资本与创新合作之中快速壮大。

“十四五”时期，广东重新加快了脚步，开始追赶新的“工业第一省”江苏。

从2025年数据看，广东已拥有电子信息、汽车、超高清视频等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全国九成无人机、四成工业机器人产自广东。

据广东省统计局分析，2025年该省规上工业增加值较上年增长3%，但未达到“6%左右”的目标。

部分产业结构偏传统、对成熟赛道依赖度较高的广东重点城市，工业增长乏力。2025年1—11月，广州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下降0.8%。以建材、家居产业为支柱的佛山，2025年前三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仅增长0.7%。广东传统支柱产业遭遇瓶颈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内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导致的下游消费和投资需求持续偏弱，下行趋势已持续数年。

“十四五”以来优势产业“红利”的迅速消失，倒逼广东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脚步。与此同时，高层次的产业创新正在推动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成长，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尤为典型。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研究员吕永刚观察到，截至2025年，广东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社会研发投入连续9年全国第一，经营主体总量、有效发明专利申请量全国第一；高层次产业创新持续突破，原生鸿蒙操作系统、麒麟高端芯片、高端手术机器人等打破国外垄断。一“升”一“新”，呈现出的是广东产业结构新一轮调整优化的态势。

2025年，广东数字经济规模继续居全国首位，数字产业收入超8万亿元。截至当年末，大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数量的省域分布，广东居第三，仅次于科创资源密集的京沪两大直辖市。

“十四五”期间，该省工业投资累计增长约47%。与产业升级与创新密切相关的两个关键指标——工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工业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 2025年广东均创近年新高——前者为38.4%，后者为37.1%。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研究和试验发展服务，在这两个与工业升级与创新关系紧密的生产性服务业领域，2025年广东全省范围内投资分别增长115.6%和24.3%。

◎新数字

改革开放至今，广东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优势是第三产业体量巨大。截至2025年，该省服务业增加值连续41年居全国之首。这既带来了对“广东制造”商品的需求，也提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配套服务。

相比之下，面向生产端的中上游产业、各主要产业链中上游环节偏弱，这是广东工业的“短板”。专家直言，受发展路径影响，该省基础领域的重化工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链完整性、规模都相对有限。

以新晋“中国工业第一城”深圳为例。两组看似矛盾的数据，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广东经济龙头城市乃至整个广东工业正在经历怎样的“新旧动能转换之痛”。

一方面，2025年深圳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已经连续4年保持全国城市“双第一”；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6.67%，历史性地跃居全国城市首位；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1333家，居全国城市第一。

另一方面，深圳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4482.54亿元，增速为4.1%，低于GDP整体增速；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相比2024年的9.7%——近13年最高增速，急剧下滑4.3个百分点。

广东研究者指出，过去几年深圳的目标一直是构建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意味着必须逐步置换转移一批附加值较低的传统制造业，腾出足够空间和资源。2025年1—7月，1.6万家企业迁出深圳，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一页。当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占GDP比重提升至43%。尽管近年来增长加速，但深圳新兴产业的新增规模尚不足以完全抵消传统产业外迁带来的影响。

研究者回顾，2012—2015年，广东工业降速转型，换来了数年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半导体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的迅猛崛起，重新拉大了粤苏GDP差距，直至2019年创造了近万亿元的年度最大差距纪录。

吕永刚认为，对于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有利因素是，该省外向型经济的根基依旧牢固。截至2025年，广东外贸总额持续近40年保持在全国首位，高位依然增长，是全国外贸增长当之无愧的“动力源”。

“十五五”时期，苏粤经济的新一轮角逐是否会再次上演10余年前“接近再拉远”的一幕？

“大象转身”的快与慢

◎新数字

山东工业体量位居苏粤两省之后，但拥有众多极具竞争力的工业企业。

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25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榜单中，有71家山东企业入选，数量居全国次席，超过江苏（54家）和广东（47家），这绝非偶然。中国头部企业之中“山东军团”的规模与位次，已持续10年以上。

其中，魏桥集团拥有全球最大棉纺企业与领先的铝加工企业，潍柴动力是全球重型发动机行业龙头企业，海尔集团是全球头部家电与消费电子企业，晨鸣纸业是全国新闻纸、铜版纸和文化纸行业龙头。这些山东龙头企业不仅“块头”大、实力强，而且背后是完备且稳固的供应链生态，多数进入产业链上下游多个领域，犹如制造业的“大象”群体。

省社科院经济所助理研究员张海汝指出，与苏粤相比，山东有其差异化优势。如果说苏粤工业企业是中国产业“塔尖”和“塔身”的代表，那么山东工业企业的定位就是“塔基”——全省41个工业大类全齐、从上游原材料到基础零部件都能自给，全国35%的商用车、50%的动车组、80%的深海钻井平台都出自山东。这意味着当全球供应链波动加剧之时，山东依托化工、钢铁、装备等基础制造的庞大产能承担了苏粤高端制造“上游供给者”和“稳定器”的角色。

“大象”的最大优势是稳健，最大短板是“转向”不易。“十四五”期间，山东制造业开启了“跃升式”的升级。其中，围绕传统重化工业与海洋经济的产业创新初见成果，可谓“大象转身”。

2025年山东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6%，高于全国1.7个百分点；18个制造业大类营收居全国前五，化工、食品产业规模均居全国首位；迄今钢铁、石化等重点行业的先进产能占比超过40%。张海汝分析，其背景是山东近年来大力实施的工业“减量提质”行动，推动冶金、化工、机械、纺织服装等传统优势产业加速向高端提质，实现数智赋能、绿色转型。

◎新故事

目前，潍柴动力在国内发动机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一，以其为“链主”的潍坊动力装备集群产值已占全国动力装备产业总产值约1/3。

不仅如此，该公司近几年在全球天然气重卡、大马力柴油牵引车发动机等高端细分市场的份额不断提升，自主研制的柴油机热效率四次刷新世界纪录。

张海汝分析，“十四五”时期，山东在新兴产业领域同样取得重要突破，新能源、人工智能等产业迅速成长。山东7个集群在首批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之列，包括济南市信息技术服务产业、青岛市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等；50个省级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营收总规模达到3.66万亿元。迄今，山东拥有低空经济相关企业8100余家，数量居全国第二。

山东新兴产业发展的最新目标是构建“4+4”发展格局，即：打造高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服务、新能源、新材料4个万亿元级新兴支柱产业，培育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4个千亿级新兴潜力产业。

“大象转身”的动力从何而来？张海汝认为，山东新兴产业的加速崛起很大程度上源于传统优势产业的延伸与升级，在“制造+应用”两端形成强有力的融合，既有上游材料与零部件配套，又有下游农业、海洋、物流等庞大应用场景。高端钢材、高端化工、工业机器人、海上风电等产业便是典型。

张海汝分析，山东工业的不足首先在于传统制造业占比依然较高，产业的结构性矛盾仍在，“大象转身”难度仍然较大。其次，山东现代服务业规模有限、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综合实力在三个经济大省之中最弱。

因此，山东的产业结构调整正处于“新旧博弈”的胶着期、“向新跃升”的关键期。

尽管当前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的效果有所显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已达55.3%，但传统产业在山东产业体系中仍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冶金、化工、建材等山东传统优势行业，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低位，致使山东存量调整的阵痛仍在持续。2025年，山东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下滑8.6%，折射出传统产业“减量提质”带来的新压力。

2026年以来，粤苏鲁三省的外贸出口增速明显分化。据海关总署统计，与去年同期相比，1—4月江苏出口增长16%，广东出口增长11.4%，山东出口却下滑0.4%。目前苏粤两省出口商品中，“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光伏电池及人工智能装备是增长主力，山东仍以传统机电产品为主。

张海汝直言，山东产业结构调整胶着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创新生态不强，人才吸引力不足。山东研发队伍更多集中在技术应用层面，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的力量相对薄弱。高校是创新的“源头活水”，山东“双一流”高校仅有3所，与江苏（16所）的差距是数量级的。山东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中，研究人员的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山东的研发队伍更多集中在技术应用层面。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山东工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远低于苏粤企业，实验室成果未能真正走进车间。其症结在于，山东的产业土壤对创新要素的吸附力不足。

还有一个易被忽略的因素是风险投资。苏粤之所以创新活跃，不仅因为有高校和人才，更因为有活跃的风险投资生态，能够为“从0到1”的创新风险买单。相比而言，山东的金融生态对轻资产、高风险的科创企业支持有限。